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


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宜昌市城区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宜府发[2006]0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宜昌开发区管委会，各大中型企业，各大中专学校：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制定的《宜昌市城区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宜昌市城区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宜昌市工伤保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的规定，结合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区（不含夷陵区）范围内的各类企业,包括本地注册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外省市注册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事业单位。

本办法所称农民工，是指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属农业户口、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农民。

第三条 农民工工伤保险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即宜昌市职工医疗保险管理处）单独建帐，集中管理。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可向商业保险公司进行二次投保。

第四条 农民工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农民工个人不缴费。

农民工工伤保险实行按月缴费，月缴费基数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标准。

缴费基准费率根据不同行业风险核定，行业风险分类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标准执行。行业缴费基准费率为：一类行业1%、二类行业1.5%、三类行业2.5%。

农民工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可根据农民工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及事故发生频率，按照《细则》的规定对年缴费率进行浮动。

第五条 农民工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统一申报办理。用人单位应对农民工单独登记造册，并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农民工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复印件及用工记录等资料。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档案库，严禁漏保骗保逃保。

第六条 用人单位发生农民工增减变动等情况，应及时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填报《宜昌市农民工工伤保险人员变动申报表》，办理农民工缴费人员增减变动手续。

第七条 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按时足额缴费后，发生工伤事故，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一至四级伤残的，其工伤保险待遇（含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等）由用人单位和工伤农民工或其法定代理人共同一次性领取，并同时终止工伤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关系。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标准为：

年满16周岁不满30周岁，伤残等级为一级的支付10万元，二级的支付9万元，三级的支付8万元，四级的支付7万元；

年满30周岁不满50周岁，伤残等级为一级的支付9万元，二级的支付8万元，三级的支付7万元，四级的支付6万元；

年满50周岁及以上，伤残等级为一级的支付7万元，二级的支付6万元，三级的支付5万元，四级的支付4万元。

第八条 工伤农民工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五至十级伤残的，其工伤保险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农民工因工死亡的丧葬费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符合供养条件的遗属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算（子女计算到18周岁），最高不超过十年，实行一次性领取。供养亲属有多人的支付总额不超过8万元。

第十条 按第七条、第九条规定领取的一次性工伤或工亡待遇低于国家、省、市标准的，其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按照《条例》、《办法》、《通知》和《细则》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按以上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实行一次性医疗终结报销制。符合工伤医疗支付项目的，按规定据实支付，但最高不超过10万元，超过10万元部分的医疗费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未给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的标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农民工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农民工因工伤保险待遇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可以按规定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十三条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有权对用人单位的农民工参保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用人单位有漏保骗保逃保现象的，除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工伤保险费外，应提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各县市及夷陵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从2006年5月1日起执行。


迈向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以法哲学视角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田景仲

[内容摘要]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对中国法学现状的反思与批判。本文立足于法哲学之理念、逻辑起点、价值与研究路径视角，对先生此文进行了粗浅地解读，意在导向中国法理学界向着反思与批判的国度迈进。
[关 键 词] 反思；批判；法理学；法哲学视角；中国法学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1]
——邓正来

引 言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答，通常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其二是找出引发问题的根据，从缘由中寻找出路。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正是采取了第二种途径，即为中国法学缺失理想图景寻求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对于深刻洞见问题本身颇有助益。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宽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 [2]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先生对中国法学在1978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四种“现代化范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追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与此同时，这些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的‘范式’危机。因此，作者认为，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3]
笔者以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中国法学是以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为根本问题的。是以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中国法学因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导致的“整体性”范式危机，以及中国法学作为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邓先生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为进路的，进而展开了作者探寻理想图景的学术努力。
以下是笔者试着从法哲学的理念、逻辑起点、价值和研究路径四个视角来对先生之文所作出的浅陋的分析与感悟。

一 理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一、法的理念
“法哲学这门科学是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4]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观精神的某种特定部分即概念为其实体，并经过这一实体的现实化即定在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概念及其定在的现实化统一，即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理念。法的理念是法的概念及其定在的统一，并形成了法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理念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我们知道，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而理念则是对抽象的抽象，即抽象的深化。它包含着概念用其实存两个方面，就像灵魂与肉体合二为人一样。在这里，身体是具体，而灵魂则是抽象。
先生此文以其犀利的行文，深刻地批判给予法学界乃至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种力量的背后，严然有一种强大的理念性支撑。这就是先生在反思与批判26年中国法学的基础上而洞识出的一种理念性可欲图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性命题，而是有着完全现实定在可能性的实存图景，当然这里的“理念”笔者作出了一种超越性的理解。
在先生看来，中国法学在过去的26年中，一直深受着一种先生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故此，作为具有保证法律“具有善的品格”能力的法律哲学，在当前历史背景中，其必须对一些问题进行追问[5]。
但是，正如许多读者都予以质疑并指出的那样，先生给这一“理想图景”没有明确的界定，就连笔者自己开始接触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先生在本书结语部分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是这样认为的，“把‘理想图景’ 引入　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前瞻，意味着我试图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甚或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令’（command）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再者，这进一步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中，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性质为何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中国法学论者而言，甚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开始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行思考和追究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新法学时代的来临，至少是一个开始思考和追究我们自己的根本生活状态之正当性的时代的来临。”[6]

二 逻辑起点——主体性中国

一、逻辑起点
在法哲学领域里，逻辑起点所谓基石或基石性范畴，“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一定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志。”[7]，它应当是从最抽象，最简单而又包含以后在发展中各要素关系或者概念开始的。同时又必须与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和存在的相符合。逻辑起点的完整成立须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来实现：第一，感性的具体。即由完整的表象升华为抽象，换句话说就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第二，理性的具体。即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形成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二、 逻辑起点与主体性中国
笔者以为，相对于黑格尔把“占有”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张文显教授将“权利”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先生一文的逻辑起点则是“主体性中国”的自我追问和探求。不管是先生对过去20多年来中国法学的批判，还是对“理想图景”的可欲性设定，都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的。
先生曾不止一次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即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秩序，或言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据此可这样认为，中国法学摆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同时探寻自身发展的自治性道路。
先生曾在文中以中国加入WTO前后为例来说明“主权性中国”与“主体性中国”的差别所在。在整个世界结构中，只有在成为“主体性中国”的前提下，才能参与到世界游戏当中，也才有了主体性的地位，否则将永远摆脱不了受歧视的地位。拥有主权并不代表着拥有主体性的地位。我想，先生正是由于有着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主体性、主人翁性的自我定位，才导致这这种探索的开始。职是之故，这种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理念的追求，恰是以“主体性中国”为其逻辑起点的。

三 价值——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一、 法价值
我们说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人之间的特定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它由主体、客体与实践三要素组成。相比较而言，法价值则体现了主体的人和人的结合(诸如家庭、组织团体等)和客体的法之间的要求与满足。并通过以下三环节来实现，即主体对法的要求，法对主体要求的满足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连接即实践三环节。在这里，需求是法价值存在的前提，而满足则是法存在的基础。
二、 价值与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上述表明，人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没有了人的因素，则价值将是子虚乌有，空中楼阁。甚言之，法的价值一定要以体现人性为自己的责任担当。
先生在文中以“消费者权利”的个案分析来阐述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失，其中在笔者看来凸现出了人性关怀的光芒。这种人性的价值关怀又是在先生一系列建构于现实之中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简而言之，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宪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品格和司法的品质；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人权；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8]

四 研究路径——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一、 研究路径
法哲学是一门充满着思辨与理性的科学，是对事物最终极的、最本质的认识和揭示。它通常表现为对法的本原、本体及本质的追问，附以价值、理念等层面上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