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国家工作人员

王为君


刑法设定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目的是保障国家政务的廉洁性、公正性、严肃性，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威信，体现严格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奉公守法、克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个法律概念涉及到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侦查管辖分工和对被告人的准确定罪量刑，因此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极为重要，本文根据修订后的《刑法》，谈谈笔者对此法律概念的理解，以期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修改


一九七九年制定的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九八二年三月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第一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各种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的大量出现，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国有公司、国家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待命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从这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厅解释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过宽，线条不够清晰，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特别是对公司、企业中哪些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常常争吵不休。因此如何准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成了刑法修订的一个主要课题。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的犯罪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违反廉洁义务方面的犯罪，即贪污受贿赂罪。第二类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方面的犯罪。第三类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侵犯一些其他客体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侵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从这些犯罪的特征来看，其与国家工作人员运用公共权力维护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不具备这两个特征，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过于勉强，不够科学，因此修订后的刑法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从保护国有资产以及公共财产的角度出发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我认为应将这类人员称为准国家工作人员，这样就既把国家工作人员同准国家工作人员严格区分开来，又不妨碍对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按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来定罪量刑。


实际上修订后的刑法中使用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事实主体的仅有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这是由于准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社会的职能，对其以国家工作人员定罪处刑的犯罪就只能限于违反廉洁义务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犯罪，即贪污贿赂罪，因此在第九章的渎职罪及其它章节中均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区别于准国家工作人员，以免造成概念混淆。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思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依赖于国家机关的外延来确定，而国家机关是指依照宪法及各种组织法产生、设立并依照法律行使国家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组织和机关。基于国家机关的内涵出发，狭义的国家机关论认为国家机关是指宪法第三所列的六类国家机构，即国家的权力机关僵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国家的代表机关国家主席，国家的军事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一般的法学教材中都持这种狭义的国家机关论，从而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限定在这六类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有关的刑法教材中，对国家机关的范围或避而不谈，或含糊不清，如高铭暄、马克昌主编的《刑法学》一书中认为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等”，对国家机关的范围并未明确界定。而有的专著中又前后规定不一，如最近出版的黄太云、藤炜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释义与适用指南》一书中专条释义时认为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厅机关和军事机关，但在对其他罪的主体释义时又将党的机关同上述四机关干部一同列入国家机关干部，而《中国刑法教程》一书中则对国家机关的范围避而不谈。国家机关的范围也就是外延如果过宽则可能出现罪及，罪刑失衡的现象；如果过窄，则不利于惩处犯罪，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就无法定罪处刑。那么国家机关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呢？我认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应是指广义的国家机关，不仅包括宪法规定的六类国家机构，还应当包括以下三类机关：


1 、各级党的机关。党对国家的领导，是由宪法规定的，它对国家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即有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也有党管干部和党对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决策和领导，各级党的机关待命着党对国家的管理职能，因此其活动就必须受到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监督，就应对其工作人员利用宪法和党的组织章程所赋予的权力进行的违反廉洁自律、失职渎职等犯罪进行处罚。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其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必须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视同仁，一样定罪处罚，不能特殊化，否则就会造成刑法 上的真空，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和党的领导。因此党的机关应当成为刑法 中广义的国家机关。其次党的机关列入国家机关是惩治妨害党的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的需要，否则，对那些伪造、变造党的公文、证件、印章，冒充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招摇撞骗，聚众冲击党的机关等妨害党的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就无法定罪处刑，造成党的机关正常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第三将党的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符合过去一贯的作法，过去了的司法厅实践中我们都理所当然地把党的机关作为国家机关，把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比如前不久最高法院公布的二起县委书记受贿卖官案件中，就有多位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对基按国家工作人员定罪处刑，符合人们的思想习惯意识并为社会认可。


2 、各级军事机关。军事机关是国家的机器和专政工具之一，理应属于国家机关。虽然修订后的刑法将军队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渎职犯罪和妨害军事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分别在第十章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和第七章的危害国防利益罪中作了相应在的规定动作，但对军队院校中从事公务人员贪污贿赂方面的犯罪以及利用职权进行的报复陷害等犯罪未单独作出规定，因此还必须将各级军事机关列入国家机关。军队作为国家机关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中已有规定，虽然该决定现已失效，但仍应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对其立法精神予以参考。


3 、各级政协机关。宪法序言中规定政协是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时到今日它已逐步形成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行政治协商、议政和监督司法、行政机关的机构。虽然其议政、监督没有人大具有实质性，但其在我国的政治工作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机构之一。政协机关作为办理政协日常工作事务的机构，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重要，对妨害其日常正常活动的犯罪行为应定罪处刑，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从国家财政领取薪水，掌管着国家给予政协的国有资产，行使着政协的权力，对其利用职权进行违反廉洁自律义务、失职渎职等犯罪必须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样定罪处刑。


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顾问概念


准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仅限于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其目的在于保护国有资产以及维护多种经济成分混合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国有资产代表者的形象。准国家工作人员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要准确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先弄清以下几个概念：


1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国有资产的形式只有一种，即全民所有制，那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当然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但国有公司这个概念就不明确，根据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当然是国有公司，但其它有限责任公司中哪些是国有公司呢？我认为只有那些股东完全由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组成的公司才能成为国有性质的有限公司。


2 、人民团体。一般法学教材对人民团体未作具体的定义而采用列举的方式，举出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人民团体，但实际上参加政协的人民团体就有三十多个，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人民团体法，要确定哪些团体是人民罢休有难度，我认为人民罢休是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活动代表着某一界别的人民群众组织，是普遍性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由国家组织、劳动、人事部门聘用管理。


3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我认为这类人员主要有二类，一类是依照法律选举产生的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员。如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令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法律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委员，居委会委员、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工作人员。二是贪污法律的授权而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是指被授权待命特定行政职权的社会团体、群众性组织等，如街道办事处设立的群众价格监督员。三是贪污法律选举产生的从事社会管理职能的人员，如人民陪审员等。

( 单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纪委 )
食品安全、标准化与消费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法解读

罗海林　杨秀清


法满足人的一种深刻的需要。它服务于生存的安全保障。
——科殷《法哲学》

任何人都会采取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预防措施。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摘要] 由于相关法律和标准化体制落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等原因，许多食品安全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由标准化问题导致。消费者承受了企业标准化缺陷所导致的食品质量生产的不利后果。尽管事后救济措施随着《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在不断完善，但是对此问题的事前预防更加重要。消费者参与企业标准化工作就是事前预防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也是企业标准化责任社会化的重要体现，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意。本文就以经济法的视角，从预防的角度，阐述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化与消费者参与的关系，并倡导建立企业标准化的消费者参与机制。对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运动和标准化发展，这或许不是一条捷径，却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有利选择。

[关键词] 食品安全；标准化；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


　　近几年来食品安全一直是困扰民生的一大难题。尽管《食品安全法》已经出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的种种探讨就该尘埃落定，就此放心了。相反，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一个新的契机和新的起点，我们应该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和更加深远的眼光来看待食品安全以至产品安全的问题。标准化与产品安全就是这一视域下隐蔽但却重要的论题。以落后的标准化制度为联结点，企业生产、社会责任与产品安全、消费者自然就联系起来，实际上近些年来的几乎所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都有标准化方面的因素（有些事件中标准化问题还是主导因素）。从更深层次上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的多项制度，标准化改革是必然的诉求。（比如被学者质疑的基于规模经济、监管成本效益考虑的免检制度也是以标准化为必要条件的）生产型企业和产销一体化企业通过标准来规范生产，由标准化生产来制造产品和保证产品安全。传统来看，标准化权似乎应该属于企业自己生产经营权的一部分。然而通过分析标准性质和标准化法律规范，笔者认为企业的标准化权已经突破了私权利性质的范畴，彰显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因此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站在食品安全事前预防的立场，以经济法学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生产中所享有的标准化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并着重从消费者的角度探讨了这一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由落后体制和法律所限制的标准化确给许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可乘之机，从而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危害消费者切身利益。因此，探讨食品安全之保障就必须对企业标准化及其责任有所认识，消费者才能有的放矢，有所要求。

（一）标准化缺陷：食品安全之殇

　　“苏丹红”事件、雀巢婴幼儿奶粉转基因和奶粉碘超标事件、巨能钙含过氧化氢事件、立顿茶含氟超标事件、毒黄花菜事件、阜阳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王老吉事件……，近些年来一起又一起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令国人谈“食”色变。难道国家和企业连我们最基本的消费安全权都无法保障吗？难道我们还要扛起由自己同胞制作的“东亚病夫”的招牌不成？如果许多问题不得到解决，以上担忧就不会是多余的。其中，标准化缺陷就是有待解决的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问题之一，它是造成以上一连串的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现代工业社会，没有合理的标准化制度做保障，食品安全就无法独善其身。
　　标准是生产的准则与约束。良好的标准及其制定是产生合格产品质量之前提。1983年我国GB3935《标准化基本术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条文解释》中定义“标准化”为：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指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ISO明确指出，“标准化”是对实际和潜在问题做出规定，供共同和重复实用，以在相关领域获取最佳秩序的效益活动。标准化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从它与产品和消费者的关系看，微观来讲，标准化对产品和流程的许多特性作了规定，既有利于消费者使用也有利于市场追随；标准化减少了不同生产者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标准化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觉察到的风险；标准化有助于创新者取信于消费者，提高了消费者的需求。从宏观角度看，标准具有重要的“公共品”属性，与产品生产、质量和消费息息相关。 同时作为生产组织之“法”，法律自然应给予标准化重点关注。标准化法既是优化产品生产之法，更是产品质量安全预防之法。
　　目前我国的标准体制主要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在笔者看来，在经济生产领域，无论何种标准，其最终的承载者是产品质量，主要实施者则是企业。在上述存在各种标准化问题的食品安全事件中，许多企业是难辞其咎的。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事后企业被追究各种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笔者一直认为关于食品安全问题，事前预防比事后追究更有价值。站在这个角度上讲，研究企业在标准化与食品安全中的社会责任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能为我们评判企业在事前预防中的作为提供些参考，让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论题的本质：企业的标准化责任及其社会性

　　企业作为社会基本的单元，应该对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履行自己相应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责任。企业应该把自己作为社会公民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承担义务和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它超越了企业只对股东负责的范畴，强调对其他如员工、消费者、社区、客户和环境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最基本的是企业的法律责任，企业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违背商业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高层次上则是对社区、环境、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和捐助。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集合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积极责任。法律上企业的标准化责任源自于企业对自己标准化权的滥用和违反标准化义务。分析相关法律，站在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立场，企业标准化的法律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司法》第5条规定了“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食品安全法》第3条更明确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了“从事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第24条紧接着规定：“企业生产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应当在产品或其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标准的代号、编号、名称。”食品以及产品中有关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企业必须采纳适用。否则将承担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或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此外，企业还应积极参与标准制定。
　　第二，《标准化法》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第6条第二款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必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第17条补充说明“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应当符合标准化的要求。”在《食品安全法》第25条又对此加以强化：“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当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在企业内部适用。”即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应制定最好是更严格的企业标准或者采用国际标准。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应当充分听取使用单位、科学技术机构的意见。不过无论采取什么标准，都应符合第8条“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的原则性规定。
　　第三，《食品安全法》第26条还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供公众免费查阅。”据此，企业在公众要求查阅时，应给予无偿的方便。
　　第四，此外，根据《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法》等其他法律，与企业标准化密切相关的其他责任还包括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食品安全机制、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制度、食品添加剂许可登记制度和安全风险评估、新品种和新产品的安全评估，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等。
　　企业的最高标准是社会责任。人命关天则是产品的最高标准。《食品安全法》虽已颁布，但我国食品行业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标准体系。法律规定由卫生部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企业自身的实际行动。在国家食品安全统一标准出台后，食品生产企业应积极履行保证产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更加严格的产品标准。正如一位两会代表所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企业不能只满足达到国家标准，要有预见性地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勇于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标准责任天生具有社会责任基因，其根源在于标准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首先，标准相对难以衡量量和质；其次，除企业标准外，其他标准同时有许多人共同“消费”且难以排除未付费的人（何况标准不需要使用费）；第三，许多强制性标准企业不能选择不使用；第四，企业无法自由选择许多标准的质和量；第五，标准的配置决策主要通过行政程序作出。而标准的这种准公共物品性又通过企业生产的产品传到给了消费者。大部分消费者几乎对于食品标准或产品标准缺乏选择意识，事实上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对标准的抉择权。消费者的弱势又一次暴露。因此，一旦标准出问题，其所殃及的必定是整个消费者群体、本行业链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依法、合理的标准化虽然属于企业生产经营权，但是同时也是企业的一项义务，一项对产品质量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义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体现。因此，《标准化法》第8条规定了“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的原则。笔者认为仅有上述关于标准化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多方面，多角度拓宽企业于此方面的责任。而引入企业标准化的消费者参与机制则是其中重要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消费者参与企业标准化的经济法学分析——略谈《标准化法》的修改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法，在市场经济中，主要体现为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以下笔者就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消费者参与企业标准化的主要原因和某些意义。
　　（一）科技、经济和法律的良性互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标准化作为对这种生产力的协调和规范，进而对依靠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产生广泛作用。然而，要想使标准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持续有效的促进作用，在现代社会，这显然离不开法律对作为科技活动的标准化的规范、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也离不开企业对标准化的合法合理的实施，由此实现科技、经济和法律的良性互动。但事实是，由于法的滞后性，作为这种良性互动之前提的标准化法无论从理念还是内容上都已经落后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标准化法对我国的标准化工作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作用日趋式微。它在分配相关利益，解决标准化纠纷，实施标准化管理中无法应对标准化的异化。这些都说明标准化法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许多相应的修改。同时，这种法律存在较多漏洞的情况给一些劣质企业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标准化之名行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健康之实。考虑及此，在标准制定中引入消费者参与机制对实现前述三者的良性互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消费者的参与改变了原来陈旧的制定格局，加强了标准制定的监督力量和透明度，将法律规范的精神和作用切实地外化成为了行动，这会使《标准化法》逐渐走向“回应型法”，从而增强了标准化法治；第二，消费者参与虽然增加了组织生产的成本，但是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来看和较之长远效益，特别是从经济安全来说，这点微小成本可以节约更大的生产成本和风险；第三，笔者认为，这种机制的最大益处在于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消费者的预防、鉴别能力从而实现机制的自我完善。
　　不可否认，标准制定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这种特性似乎决定了公众参与其中的难度。况且以经济效益为主导价值的标准化工作更多考虑的是标准化制定的高速度和低成本。因此《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19条只规定了用户、生产单位、行业协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参加标准化工作。然而，标准具有重要的公共品属性，它通过产品质量影响公众的健康与公共利益，而且范围如此广泛。因此，尽管《标准化法》的主导是技术性和经济性，但它的第8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标准化法条文解释》进一步指出：“在制定标准时，必须充分考虑有关的安全、卫生要求，以便在实施标准中和实施标准后，能消除或减弱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并能保护环境免受破坏和污染。”毫无疑问，对消费者的最大保护来自于消费者自己。消费者群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可以满足不同标准制定时的知识要求。至少，笔者相信，通过建立合理的代表制度，消费者有能力参与其中。总之，法律不仅对于科技经济一体化、科技成果商品化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应对科技活动和科技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起到抑制和预防作用。 因此，标准化法的修改应提高第8条的原则地位，而且应该对消费者参与标准化过程予以表现。
　　（二）基于消费者运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缺位的综合考虑
　　如今由于生产发展，技术精进，产销过程日趋复杂，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对信息资源的占有处于劣势。作为单个人的消费者，其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厂商在信息拥有和传播方面占有主动地位，其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就很难客观、公正和全面，甚至可能提供的是不真实的信息。这种信息占有与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使消费者的无知和误解进一步加深，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利益侵害的可能性也不断加剧。 消费者在经济力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当产品的特征只有在使用时才会被发现时（比如体验商品），这种不对称程度将会增加。” 同时，商品质量还受到不被厂商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随着寄予政府希望的丧失（政府失灵），消费者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诚信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国家中都面临着威胁。
　　以上陈述也适用于标准化的异化。基于标准制定的封闭性和以下原因：第一，消费行为学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是基于各种认证标识。同时他们对各种认证、检验的机构过于依赖。尽管政府领导在报告中一遍一遍的强调，就不见动静，一头热的现象比较普遍。靠宣贯来提高人们对标准化的认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来推动。 消费者的这种“惰性”抑或“能力不足”为自己的消费安全与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第二，现行标准化法第6条第2款的规定相当危险：“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有些企业正是利用了此规定和前述机会，在市场淘汰的压力下，在远离消费者参与和拥有较大自主权的生产领域，它们或规避监管，或俘获部门，采取不正当手段追求高效率高和利益最大化。第三，这种封闭内腐的机制对质量进步产生了阻碍。消费者必须让企业重拾“用户至上”的信条，要求企业加强自我的社会责任。
　　在消费者运动繁荣的国外，标准制定早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消费者通过各种途径加入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同时，消费者通过建立与标准有关的协会或独立机构来更有力地行使权利。如在消费者运动最繁荣的美国，于其运动顶峰时期被创立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是依1972年的消费者产品安全法建立一个独立的管制机构。它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标准化中发挥作用来减少来自于消费者产品的伤害和死亡的危险。在其建立之初，由消费者产品导致的死亡和受伤的比率下降了30?。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在CPSC的决策制定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消费者通过监督触角的延伸让企业时刻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我国，面对层出不穷和日趋复杂的消费问题，我们需要专业分工更细致，执行能力更强和更加独立的机构来解决问题。然而现在多数消费问题都由单一的消费者协会牵头解决。这种情况下，对标准化制定的监督，依靠消费者协会并不是理想的办法。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参与，唯赋予消费者直接参与的权利。（当然，最合理的还是建立类似CPSC的机构并在标准化中赋予其监督的地位和权利。）况且《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9条早已规定：“审查企业标准时，根据需要，可邀请企业外有关人员参加。”只是可能出于保护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之考虑，这并非强制性规定，企业拥有自主权。笔者认为可以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来实现消费者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