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龙“非法经营黄金案件”应遵从“日落条款”而宣告无罪

　　　吉林法院十年后再次重审“于润龙非法经营”案，于润龙的家人委托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郭增忠、张生贵律师担任再审程序的辩护人，两位律师参加了2012年9月18日的法庭审理，经过阅卷、会见被告人，辩护律师从三方面建议法院依法宣告于润龙无罪并释放。
　　　
　　　一、终审宣告无罪后第七个年头，中院撤销两判发还重审，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2004年因被告人于润龙非法经营罪被一审法院免予处罚，于润龙不服【2003】丰刑初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上诉至吉林中院，2005年7月22日吉林中院以（2004）吉刑终字第104号刑事判决“撤销（2003）丰刑初字第218号刑事判决，宣告于润龙无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七年后，中级法院院又以（2012）吉中刑再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4号裁定系典型的未审先裁，不能成为重审程序的参照。
　　　吉刑终字第104号刑事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对全案基本要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做了客观评判，论证有理有据，裁判要旨分析到位，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贵院可适时明鉴。
再审裁定关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判定，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终审法院针对无罪判决，在即无抗诉又无受害方指控的前提下，撤销两审发回重审的程序貌似依法，实质是破坏了《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如果重审维持原来“免予处罚”的判决，明显违背法律规定；若按终审判决的结论制发无罪判决，再审裁定却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审裁定里所指的“原判决”究竟指“一审”还是“二审”无法明确。再审裁定仅仅是摘抄“发回情形”的程序性条文，随意指令再审，暴露出再审裁定的过度随意。
　　　重审程序当中只所以强调此问题，目的在于期望重审法院能够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的基本原则，使其做出的司法裁判经得起历史考验。
　　　法院深知被告人多年索赔黄金的主张，面对问题不是想办法妥善解决，反而利用手中司法权利裁判被告人，用一个违法的4号裁定改变另一个合法的104号判决，牺牲被告人合法权益为代价，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吉中刑再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为据，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法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是终审的判决。依据《最高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本案不属于书面审理的情形，必须公开开庭审理。2012年8月13日，同一天分别作出（2012）吉中刑监字第25号再审决定、（2012）吉中刑再字第4号裁定，期间如何召开审委会讨论再审决定？如何开庭再审？审委会的讨论决定程序与合议庭再审庭审程序何以同期完成？确定开庭时间及送达开庭传票的程序均被删除；同一天丰满区法院又要向公安送达逮捕文书。依据刑事诉讼规定，再审开庭应当通知公诉人到庭，必须告知和保障被告人委托律师的权利，而4号裁定及再审程序自始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预留被告人或其亲属委托辩护人的时间，重审时被告人明确声明二审法院根本未对本案进行重审，未能展开或落实至关重要的“开庭”、“辩护”、“宣判”等法定程序，只能说4号载定仅仅是填单转办，不是依法再审。再审裁定中本院认为的“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并非庭审查实，是随便找个借口将于润龙当成皮球一样踢给基层法院，辩护律师真诚期望一审法院不要再踢回，请法院认真司法，切实解决问题，保障基本人权，保住司法底限。
　　　2012年3月14日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诉不加刑”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案重新审理程序中，公诉机关既无新证据，又无新的犯罪事实或补充起诉，一审法院依法应当坚持重审不加刑原则，宣告于润龙无罪。
　　　
　　　二、国务院明令取消黄金统购统配行政许可后，于润龙购售黄金的行为失去法定犯罪客体，应当宣告其无罪：

　　　《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基本适法原则，于润龙的行为确因行政法规的改变，不能再按非法经营罪处理。2005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5）80号《关于非法经营黄金案件移送起诉期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国务院（2003）5号文件发布后，个人收购、销售黄金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该文件发布前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处理的原则，不以非法经营犯罪论，在法院判决前，公诉人应当撤回案件。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和经营许可证的市场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至少要具备三个要件：必须有违反法律、法规进行经营的行为；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必须是情节严重。而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家规定，专指法律和行政法规，“人民银行”的各种办法、细则、规定等不能成为认定本罪的法律依据，否则将扩大本条的适用范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引起审判法院的充分注意。
　　　涉案黄金虽然属于国家通过行政许可限额配售的物品，但在2003年2月27日以后，由于国家明令取消限额配售行政许可制度，意味着放开了黄金收购限制，无须行政许可配售的物品，黄金收购行为不再受国家管控限制，被告人收购转让黄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不再按非法经营罪对待。

　　　三、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诉的诉讼制度理应得到全面贯彻，刑事司法不能带有任何情绪或好恶：

　　　刑事诉讼事关公民的自由、财产等重大权利，任何不当因素的介入哪怕是最小的、潜在的介入都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辩护人真诚期望司法排险各种干扰，预防错误裁判。本案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后，即没有抗诉，也没有申诉，法院撤销两审发回重审确有不当，重审程序中公诉方没有新证据，没有增加公诉事实，公诉方仍旧错误理解人民银行关于“不适于个人”的答复意见配合审判程序，极为不当的，公诉机关理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经营黄金案件移送起诉期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意见撤销本案。于润龙的行为在一审前确因法律变化，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
　　　依据刑法规定司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不能使本该无罪的人受到枉法裁判。刑事司法实践应当以防止无辜者被错误定罪为中心，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曝光的一些重大刑事错案，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性和权威性，无论对个人还是地方司法，带来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人们会因此丧失对司法的信任，不利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如何避免、减少错案的发生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案重审裁判无疑会成为新的聚焦。如果遵循正当的司法程序，发现和纠正错案的机率就会大大强化，如果从照顾相关部门的情绪出发而消极对待刑事司法，一定程度上就必然引发错案。虽然说，发现错案和纠正错案的渠道是偶然的，但其中有必然因素，刑事错案往往会涉及到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于润龙非法经营案件存在着“有罪”与“无罪”这一根本问题的定性，更多地体现在程序问题方面，在这一方面出现问题确实不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容忍。看来本案被中级法院依照有罪推定的思路发回重罪，其中的成因超出了法律制度本身，原因不是独立存在的，有着相关部门错综复杂的交叉作用，但某种意义上看，本案只有个性的一面，案情事实简单，在法律上本不该出错，依据现行刑事司法规定，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规定都十分确定，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必然无罪，只所以七年后重审，难免打上了个别部门利益争锋的烙印，大多由于被告人持续索要被扣百公斤黄金的背景作用促成，其中有着权力机关的爱憎喜怒等情绪的干扰，但辩护人同时相信，司法审判当中也不可能出现整齐划一的有罪意见，必然存在着不同看法，希望有这样的思维能够顶住压力，影响着对案件的最终判断。如果出现人为因素大于法律因素，在法外大行有罪推定或主观臆断，这将是司法的悲剧重演，我们不希望错案的发生受到司法机关的情绪和憎恶操控。当下的刑事司法，已经逐步改变着“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特权意识，多年前宣告无罪的案件被按有罪重审，这是不当重审，是违法重审，非常规式撤销无罪宣告的裁定，本身反映或暴露了司法机关的严重失误，这样的结果把好的法律沦为错案的帮手。
　　　对于润龙的重审是片面而不公正的审判，是带着结论找根据的重审，有司法报复之嫌。正值于润龙索要黄金期间，司法机关带着情绪重审，必然会使偏见渗透到案件当中，依赖非理性的思维因素选择性司法，忽略现行法律，必然导致差错。在于润龙被宣告无罪后，不断主张合法财产的当口，司法机关采用地道式视野撤销无罪宣告，用偏见手法拘人重审，把司法审判程序演绎成有罪推定，而不是为被告洗刷罪名的过程，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推理方式，公、检、法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联盟排斥辩护观点，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的被告人更加势单力薄，从免予处罚到宣告无罪，再到撤销发还重审，将当事人采取刑拘措施，实实在在地修筑一条有罪推定之路共酿错案，导致刑事诉讼偏离正确方向。
　　　
　　　四、空白罪状的刑事司法中必须遵从和贯彻行政许可的“日落”原则：

　　　所谓“空白罪状”是指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性条文中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行为要件，需依赖其他规范性文件补充的构成要件类型，具体包括相对空白罪状和绝对空白罪状两种表现形态。空白罪状真正的行为要件不完全是通过刑法分则条文来描述的，而是由相关法规中的其他条款或者在其他制度中包含，从而导致行为构成与惩罚处于相对脱离状态，行为构成是包含在一种基本规定之中，而该规定涉及一种刑事辅助规定，因此，立法者在必须填补和充实空白构成的时候，将立法工作或多或少地交给行政管理机关，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完全不由刑法规定。行政许可设定依据的动态性和合法性无疑会影响非法经营罪的空白罪状要件的填补。我国在行政许可立法时采用了类似国外立法中的“日落”条款，为有效地解决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许可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对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可以解决的，应当对设定的行政许可规定进行修改或废止，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估，从罪刑法定原则所关涉的民主法治原法律明确性原则、法律专属性原则等角度加以追问。刑法只规定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而由行政法规或其他制度来确定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从实质层面而言，空白罪状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确定完全由相关行政法规或制度来承担，因此，即使被参照的相关法规不是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但事实上也决定着司法机关的具体定罪活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将填补非法经营罪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文件规定确定为“国家规定”，即《刑法》第九十六条涉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司法机关只能从这些文件中去寻找相关的违反规定的经营行为，不能从《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规定有权设定行政许可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去寻找依据。从动态上说，一旦设定行政许可的依据被撤销或者失去效力，某种非法经营行为是否还应按非法经营罪处理，就应当按照《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确立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国务院于2003年2月27日以国发（2003）5号文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许可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这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其中涉及黄金审批项目共四项，即停止执行关于人民银行对于黄金管理的收购许可、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业务审批、黄金供应审批、黄金制品零售业务核准四项制度，决定发布前的个人经营黄金的行为，现在审理时就应当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决定发布后个人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而经营黄金的行为，因不再侵犯特定主管部门的许可制度，不能继续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要数量还是质量，专利政策之辩

王瑜


　　目前我国对专利的激励政策确实激发了企业开发热情，我国专利数量在有些省份几乎是成倍的增长。在专利申请量激增的背后，为了追求数量，有的企业故意把专利拆开申请，将一些技术水准不高的技术改进和外观都申请为专利。这样数量增加质量却下降了，由此引起专利开发要数量还是质量争议。专家们担忧现行的激励政策只会带来更多的“垃圾专利”，并不利于真正激发企业创新热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专利数量多吗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3月16日，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总量突破500万件，看起来数字很高，但有效的专利却只有不到120万件。我国企业总数为4000多万家，如果按我国企业的数量来计算，40家企业才只有一件有效专利，平均只有2.5%的企业拥有有效专利。2008年我国共受理专利申请828,328件，国内有4.05万企业申请了专利，2008年申请了专利的企业只有千分之一，也就是2008年1000家企业才申请一件专利。
　　如果说小作坊型的企业不需要专利，那么来看看国资委直属的大型企业，其中规模大的在世界上也是顶级大鳄，中石油的市值曾经为世界最高。在2006年4月23日闭幕的“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监管下的央企拥有的所有专利总数为30520项，还不及佳能公司的一半。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7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45547项。数量增加很快，但是央企拥有的专利总数还是不及佳能公司一家拥有的专利数。
　　截止2008年我国有效专利数量为119.5万件，其中有效的发明专利33.7万件，2006年世界发明专利总量为610万件，由此可以推算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仅占全球有效发明专利的2%-2.5%，而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6%，我国有效专利与我国经济总量很不相符。就像我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三，但是一算人均排名就相当落后一样，我国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是平均到企业还是与世界有很大的差距。

二、数量反应的问题

　　我们在专利的数量方面落后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问题需要我们理性去思考。我们的思维习惯总是将所有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意识问题，并附和一些客观的原因，对于知识产权我国已经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像慈祥的老父亲，对于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是不厌其烦，各地各种培训班免费给企业讲，然而企业参加的积极性却不高，连吃住都免费的培训，有时政府还得借助行政强制命令企业才勉强派个普通员工来凑个数。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对驰名商标给予高额的奖励，对商标、专利的申请给予补贴，甚至是全额报销。国资委对下属的央企下达硬性的命令，必须在今年底完成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否完成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作为企业的一项考核指标，政府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挥舞大棒，应该说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意识没有问题。
　　为什么企业对知识产权还是这么冷淡呢？笔者深切感觉到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存在严重的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这个最为基础的问题企业还没有弄清楚，只是对商标、专利略知道一些，知识产权有什么用？企业更是茫然，而知识产权是要钱去维持的，比如专利每个每年两三千元的维持费对于企业是个负担，看不到的是用处，看得见的是支出，如此企业当然没有兴趣。当笔者换一个角度和企业家谈，说知识产权就是企业的财富，通过对知识产权的运作可以使企业很快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企业家立刻来了兴趣。可见我国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宣传还是有些问题，并没有切中企业的实际需求。
知识产权运用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仅企业家弄清楚了知识产权对企业的意义还不行，在实务操作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企业规划知识产权战略，除了上层领导的支持，更离不开技术部门的配合，可是在这个看起来最容易理解专利的部门却常常抵制。技术人员有很深的技术情节，他们追求的是技术方案的完美和对高难技术攻关的快感，而不是实际的运用，我们要求他们对专利的开发更多的要考虑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而他们不屑一顾，认为雕虫小技，“不在这里发明”的心结使他们很难接受市场和消费者的诉求。还有的技术负责人认为专利对生产并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可以一直蹲在车间琢磨技术改进，但就是不愿意将这些改进申请为专利，他们可以当公司领导的面点头称赞，却根本不给予配合。这个看起来是企业管理的问题，当技术人员的傲慢与偏见成为普遍现象时，毕竟他们是专利开发的主力军。

三、给点甜头又何妨

　　前几年我们商标抢注炒卖现象很严重，这种行为普遍受到诘难，国家商标局也因此发布个人禁止申请商标的禁令，但是笔者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曾经发表文章，表示可以让商标炒卖行为发挥鲶鱼效益激活我国企业对商标的馄饨意识。炒卖商标者是知识产权的先知先觉者，他们从知识产权中获得了甜头，同时也让那些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企业尝到了苦头。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知识产权重视的企业一般有两类：吃过苦头的，尝过甜头的，更有意思的是甜头浅尝即可，而苦头非要吃过几次才行。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或多或少受有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有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屡屡受到国外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打击。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苦头”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使企业从中看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笔者有个客户从事工艺品的生产，和同行一样，他也习惯于借用别人的“好东西”，结果侵犯了专利权，第一次接到律师警告函，立刻支付了赔偿，第二次被同一家企业起诉，在诉讼中很快同意赔偿和解，第三次又被该企业起诉，终于领悟到自己也要开发知识产权，在去年一年中就申请了一百多个专利。笔者另一个客户接受笔者建议，进行品牌经营，直接从品牌就获得了政府几百万的现金支助，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十几倍于政府的支助，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建议，企业因此尝到“甜头”后，立刻改变了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主动追着要求笔者为其做进一步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鸦片是被禁止流通的毒品，但是鸦片却不愁销售，知识产权是个好东西推行却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不得不思考。笔者认为不妨学习鸦片的行销方式，第一次、第二次鸦片基本都是免费的，当吸食者产生依赖后，不得不想方设法冒判刑的风险到处采购。对待知识产权我们同样可以给企业一点甜头，使企业从中获益后，就不愁企业不会自己投资去开发知识产权了。而这个甜头最少要让企业拥有专利，很多地方的知识产权局做的“灭零行动”只能针对规模以上的企业，只有先有了，才可能提出质量要求。因而笔者认为专利的数量是质量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先提高数量，再考虑质量的政策是恰当的。
　　政府的资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又何必在意企业申请的是什么样的专利，关键是要激发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兴趣，让企业从中尝到甜头，然后才有质量的提高。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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