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41号）


　　《湖南省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6月22日省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周　强

2009年7月9日



第一条为规范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行为，充分利用社会专业化组织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项目建设管理水平、投资效益和工程质量，促进廉政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管理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代建制，是指依法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专业化的管理单位(即代建单位)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和保证施工安全，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使用单位的制度。
　　
　　第三条鼓励和提倡政府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促进代建制的推行。
　　
　　第四条政府投资的下列公共工程和公益性建设项目，可以作为推行代建制的重点：
　　
　　(一)机关及其所属单位、人民团体的办公业务用房等建设项目；
　　
　　(二)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及社会福利等社会事业项目；
　　
　　(三)环境保护、市政设施、生态治理等公用工程项目。
　　
　　第五条政府投资资金主要包括：
　　
　　(一)财政预算资金、各类专项建设基金(资金)等的投资资金；
　　
　　(二)非税收入中用于建设投资的资金；
　　
　　(三)政府信用担保和需要财政性资金归还的债务性建设资金。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投资代建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监察和审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政府投资代建制实施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实行政府投资代建制的项目，可以采用全程代建或者阶段代建的方式。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复项目建议书时确定代建方式。
　　
　　前款所称全程代建，是指从项目建议书批复开始至竣工验收，对项目进行全过程代建管理；阶段代建是指从初步设计批复开始至竣工验收，对项目进行阶段性代建管理。
　　
　　第八条代建单位应当具有与代建项目相适应的施工总承包一级、工程设计甲级、工程监理甲级、工程咨询甲级、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中的一项或者多项资质。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不得承担项目代建业务：
　　
　　(一)依法被责令停业的；
　　
　　(二)近3年内承接的项目中发生过较大以上责任事故的；
　　
　　(三)近3年内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约等不良记录的。
　　
　　第十条采用全程代建方式的，代建单位负责代办以下事项：
　　
　　(一)依据批准的项目建议书组织编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二)依法组织开展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设备材料采购招标，负责工程合同的洽谈与签订，并将招投标情况、签订的合同报发展改革、财政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三)办理规划、用地、拆迁、施工、环保、消防、人防、园林、市政等有关报批手续；
　　
　　(四)会同使用单位按项目进度提出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并按月向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使用单位报送工程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
　　
　　(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及代建合同约定组织工程验收及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六)编制工程结算表及竣工财务决算报财政部门审批，并按照批准的资产价值向使用单位办理资产交付手续；
　　
　　(七)整理汇编移交项目有关资料。
　　
　　采用阶段代建方式的，代建单位代办前款初步设计批复后的事项。
　　
　　第十一条采用全程代建方式的，使用单位负责办理以下事项：
　　
　　(一)提出项目的建设性质、建设规模、使用功能配置、建设标准，组织编报项目建议书；
　　
　　(二)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编报；
　　
　　(三)协助办理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有关手续；
　　
　　(四)监督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设备材料采购的招标工作；
　　
　　(五)会同代建单位编制年度投资及基建支出预算计划，向发展改革部门申请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向财政部门申请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及资金拨付；

　(六)筹措自筹资金；
　　
　　(七)监督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参与工程验收。
　　
　　采用阶段代建方式的，使用单位除负责办理前款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负责组织编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第十二条发展改革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方式，加强对政府投资代建制推行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一)拟定代建合同格式文本，审查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签订的代建合同；
　　
　　(二)参与监督项目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选择及招标投标活动；
　　
　　(三)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初步设计评审；
　　
　　(四)核实初步设计概算和工程设计变更、概算调整事项，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工程造价咨询；
　　
　　(五)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制止或者纠正有关违规、违约行为，或者提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
　　
　　第十三条代建单位由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政府出资部门、项目行政主管部门，依法通过招标方式选定。
　　
　　代建单位选定后，由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签订代建合同。代建单位不得转让代建业务。
　　
　　代建合同生效前，代建单位应当向使用单位提供项目概算总投资1％—5％的银行履约担保函。具体履约担保比例根据项目行业特点在招标文件或者合同中确定。
　　
　　第十四条项目初步设计应当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的规模进行限额设计，并报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审批。
　　
　　代建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组织施工建设，并按照合同约定控制投资，确保投资不超过初步设计概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变更工程设计或者调整项目概算的，须由代建单位提出并经监理单位、使用单位审查，按照原工程设计和项目概算的审批程序报批：
　　
　　(一)不可抗力的重大自然灾害；
　　
　　(二)国家重大政策调整；
　　
　　(三)因受地质等自然条件制约造成重大技术方案调整。
　　
　　第十五条代建单位应当依法对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重要设备材料采购进行招标。代建单位及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不得承担代建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设备材料供应等工作；具有与代建项目相应设计资质的，可以承担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第十六条代建项目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及代建合同约定进行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代建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向财政部门申请办理工程结算及竣工财务决算审批事宜。
　　
　　第十七条自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日起，代建单位应当在6个月内按照财政部门批准的资产价值向使用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第十八条代建单位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提出拨款申请，由使用单位报财政部门按照有关程序办理支付。
　　
　　代建单位、使用单位设立共同账户，相互监督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费用支付应当经双方授权的人员签字盖章。
　　
　　第十九条代建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省的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对代建项目单独建账、核算，完整反映费用开支和物资购置情况。

　第二十条代建服务取费标准由物价部门核定。
　　
　　代建服务费用在项目概算总投资中按照招标确定的具体金额列支，并由使用单位按照代建合同约定支付。
　　
　　第二十一条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准后，决算投资比合同约定投资有节余的，可以按照不超过节余资金20％的比例对代建单位实行奖励，具体比例由合同约定，奖励开支计入建设成本。
　　
　　第二十二条代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3年内不得参与代建活动，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一)违反项目代建合同约定，致使工期延长、投资增加、工程质量不合格或者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与使用单位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使用单位利益的；
　　
　　(四)违反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规定的；
　　
　　(五)转让代建业务的。
　　
　　第二十三条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暂停项目执行或者资金拨付，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
　　
　　(一)违反项目代建合同约定，致使项目建设无法进行的；
　　
　　(二)与项目代建单位或者施工、监理单位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违反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规定的。
　　
　　第二十四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二)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良法”与“良吏”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