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熊晓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在新世纪新阶段，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落实，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 邓小平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法律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邓小平法制思想，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一、 邓小平法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法制思想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同样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内容。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它的创造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为指导，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历史经验，回答了在中国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视角、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向前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首先，在如何实现从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转变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其次，在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最后，在树立法律的权威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
1、邓小平法制思想实现了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邓小平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邓小平法制思想正确处理了党与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要求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人民的工具。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他强调“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12页。），社会主义法律权威来源于人民的权威，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 ，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一思想被写进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邓小平同志正确地处理了党与法的关系，坚决主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是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权威的根本保障。
3、邓小平法制思想强调树立法律的权威。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所创造的新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也制定了包括1954年宪法在内的一批法律、法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长时期内，法制不健全，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受到践踏。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坚定而明确地提出，要加强法制，要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他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并一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革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典型“人治”弊端，牢固地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为在中国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1、邓小平法制思想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应当使人民的权利、自由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并付诸实践。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第一部宪法虽然确认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认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但由于毛泽东同志一直把法律作为政治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自觉、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因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力的保护，反而出现了许多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事件。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同志在提到修改宪法的设想时指出，法律要充分规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同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必要性时指出，公民的民主权利应该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如果不对这类活动进行打击，不但经济调整很难进行，而且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生存权利，都要遇到危害。”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必须确定和保障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他们的自主性受到压抑和束缚，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受到约束和削弱。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通过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１９８７年３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时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2、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直接针对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近代法治原则，１９５４年宪法就已明确地规定了这个原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及其共产党人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重新得到了确认。邓小平同志在80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些原则：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对于特权现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从制度上克服，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特权现象，他在１９８０年就明确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332页。）邓小平同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侧重点是要求各级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活动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有针对性地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他还要求：“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
三、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可持续发展
1、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稳定的政治局面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推进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特别是我国目前社会文明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激烈变革，都是前所未有，也是世所罕见的。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并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生活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借助于强制的惩戒机制及其巨大的威慑力，法律制度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一道最基本的保护屏障。邓小平明确指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不单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的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在南方谈话中，在谈到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时，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2、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促进民主法治建设。
要依法治国，必须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邓小平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0页。）。同时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通过法制教育，既要求公民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责任，使越来越多的人不犯法，又要求公民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运用法律行使监督权，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对全民法制宣传与法制教育，可以逐步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全民的法律感情，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
3、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实行依法治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这是对旧的文化传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将推动整个社会文明朝着法治文明这一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飞跃。因此，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教育，努力营造法治文明，本身即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正是邓小平强调“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深刻寓意所在。法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和重要保障。法律是带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寓意的行为规范，它不仅直接强制性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过遵循法律形成良好的懂法、守法的行为习惯，逐步将外在的强制规范，内化为自律的行为准则、价值信念以及道德良知，正是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机制。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使得大量传统的道德观念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社会迫切需要塑造形成新的与社会实际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因而法律规范不仅可以及时填补传统道德失范留下的社会规范的空白，而且还将为新的道德观念生成提供现实的基础。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是通过其刚性约束机制实现的，这使得法律规范在道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以致人们感到难以适从的情况下，对人们的行为调整具有思想道德教育难以比拟的普遍有效性。因而在迈向法治文明的进程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渗透到法律规范中去，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只有取得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获得法律秩序的保障，才能真正取得广泛的社会成效。

(作者单位：南昌市司法局)


中国政府 波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九八０年货物交换和付款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相互促进两国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现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间的货物交换，应根据本协定所附的一九八０年第一号货物表和第二号货物表办理。该两货物表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一号货物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往波兰人民共和国货物表。
　　第二号货物表为波兰人民共和国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表。
　　双方都应保证完成在上述两表内所列的货物的供应。

　　第二条　本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表，在双方同意下，可以变更或扩充，并另行签订合同。

　　第三条　本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同此项货物交换有关的一切业务，都应根据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两国对外贸易部签订的并根据一九八０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议定书在一九八０年继续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一九六一年双方对外贸易机构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和两国对外贸易机构所签订的合同办理。
　　上述合同应在本协定签字日起两个月内签订。

　　第四条　一九八０年相互供应的商品以瑞士法郎计算。
　　商品价格，应根据主要商品市场的现行世界价格为基础，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协商确定。

　　第五条　根据本协定的付款，在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在波兰方面由华沙商业银行办理。为此目的，双方银行应相互开立以瑞士法郎计算的无费的帐户如下：
　　一、一九八０年清算甲帐户支付：
　　根据本协定所规定的供应货物和同供应货物有关的从属费用，以及双方银行所达成协议的其他付款。此帐户的差额超过一千一百万瑞士法郎时，自一九八０年一月一日起其超出部分将按年利２％计算利息。
　　二、一九八０年清算乙帐户支付：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所开立的清算帐户差额的结转。本帐户不计算利息，其一九八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差额经双方银行核对一致后转入一九八０年甲帐户。
　　不论双方帐户内有无贷方差额，双方银行应办理一九八０年甲帐户和一九八０年乙帐户内的一切付款。
　　三、一九八０年自由外汇丙帐户的支付：
　　以自由外汇计算的租船费、保险费和以自由外汇计算的同航运有关的费用以及转拨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开立的自由外汇帐户的差额。
　　此项帐户，不计算利息。当一方的负债金额超过一百二十万瑞士法郎时则以现汇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相互间的非贸易支付及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两国境内的非贸易付款，将根据双方银行另行商定的协议办理。

　　第六条　本协定第五条内所指明的付款，应根据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两国对外贸易部所签订并根据一九八０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议定书在一九八０年继续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一九六一年双方对外贸易机构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中规定的程序办理。
　　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关于本协定的具体付款手续，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七条　根据本协定所签订的合同，除成套设备和买方不同意撤销的货物外，最后期满日为一九八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凡未履行的合同，经双方对外贸易机构同意，可以在一九八一年继续交货。
　　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至迟应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以前将本协定第五条所规定的一九八０年甲帐户最后结算差额核对协商一致。
　　上述核对协商一致的差额转入一九八一年协定所规定的甲帐户。
　　本协定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付款的最后结算差额由双方协商采用下列办法偿还：
　　一、补充供应货物；
　　二、将差额转入双方下一年度清算平衡。

　　第八条　为了保证妥善地执行本协定的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部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可按照一方的愿望轮流在北京和华沙召开会议。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对于签订商品合同和完成交货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可能情况下补充或扩大本协定所规定的相互换货。

　　第九条　本协定有效期自一九八０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八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对于根据本协定所签订的而在协定有效期内未进行清算或按照第七条规定没有履行的合同，在一九八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仍适用本协定的规定。
　　本协定于一九八０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波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第一号货物表和第二号货物表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崔　　群　　　　　　　　　　　　　　伏·格维亚兹达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