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不仅要对行为的形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还应当对行为目的是否合法主动进行审查。

民间借贷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表现形式

许多借贷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这些行为反映出的目的与行为真实的目的并不一致。民间借贷的表现形式有借条、欠条、借款合同等，当事人提起这类纠纷通常都会举示这些证据，但这些证据所证明的法律关系不一定真正发生，而是掩盖着非法的目的。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企业假借个人名义借贷 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10年，该院受理一审民间借贷案件14件，涉案标的额均在800万元以上，明显超出一般民间借贷纠纷范围，分析发现这些案件的实际履行主体均是企业，而自然人除了参与签订合同或提供借据外，并未提供或实际使用款项，案件的借贷资金以企业间转账形式流转，然后由收到资金的企业与出借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借款合同，或者向出借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据，以上案件均是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

2.以多种形式掩盖高息 贷款人为了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上限规定，采用各种方式掩盖高息。有的用“砍头息”的方式掩盖高息，在支付本金的同时就直接将利息扣除，甚至还在合同中注明用现金支付多少金额，而现金支付部分实际就是预扣的利息；有的约定了高息以后，对未支付的高息单独出具一张借条，或将利息转为本金后再重新出具借条；有的约定了利息之后又约定违约金等。因为在我国并没有法律规定一定金额以上的划款必须要通过银行转账，或者要有划款依据，所以对于当事人采取以上方式掩盖高息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就很难查清事实的真相，法官只能引导当事人进一步举证，并根据证据规则作出判断。

3.民间借贷涉嫌诈骗、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等犯罪行为 有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很多原告短期内集中起诉同一被告要求还款，后经公安机关侦查被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有的案件涉嫌诈骗，如九龙坡区的杨某，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赁汽车59辆，并以此为抵押以1角至两角不等的高息向周某等借款340余万元，周某等为谋高利又将从杨某处获得的车辆作抵押向其他人借款401万元，并将其中的340万元转借杨某。

4.以借条等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债务 对于赌债、吸毒等非法债务以借条的形式确认下来，审理中被告反映借款系因赌博发生的债务，有些赌博输后因无钱支付赌债书写的借据，有些因没有资本遂借款进行赌博，有的举债购买毒品供自己吸食，此类案件中 “职业放贷”现象严重。近几年来，在有的地区公务员群体中参与民间借贷的日益增多，民间借贷甚至成为一些人权力寻租的手段，以借钱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

5.虚构债务、虚增债务、虚假诉讼等 审理中发现有些民间借贷纠纷存在虚构或虚增债务、虚假诉讼现象，有些以离婚夫妻为被告的借贷纠纷中，出现一方在离婚前的短期内多次向亲友举债、因婚外情离婚中第三者凭借婚外恋一方书写的借据要求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等现象。有些案件出现被告在短期内反复涉及民间借贷纠纷、原被告系近亲属、原告起诉的借款事实和理由不符合常理等现象。

对民间借贷案中非法目的的审查

在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合法的形式通常是指的借条、欠条或借款合同等，掩盖的非法目的主要有掩盖高息、掩盖犯罪所得、掩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等，掩盖的方式主要有掩盖法律关系的性质、掩盖合同主体等。审理这类案件时，如何才能发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法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尽量要求当事人本人出庭应诉 应当由借款方当庭陈述借款的目的、用途，贷款方陈述款项的支付等事实，因为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官很难查清债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注意审查合同的主体 一是审查合同的主体是否就是真实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比如，有的企业为了规避企业间借贷无效的规定，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之间签订合同，或者由企业与另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指定的人签订借款合同，但资金的提供与流向均为企业，个人不承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以上合同应认定为企业间借贷合同，按企业间借贷的效力处理。二是审查合同的主体之间是否有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对于合同主体之间有以上关系的，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也应当注意审查借款的时间、用途、有无其他债务等，以防止虚假诉讼的发生。三是注意审查有无众多原告集中起诉同一被告或涉及特殊主体（如公务员）的情况，对于案件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民刑交叉的相关规定处理。

3.注意审查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是真实的法律关系 比如企业之间签订联营合同，约定按期支付固定的收益，该行为名为联营，真实的法律关系实际就是借贷，对这类案件就应当按照企业间借贷处理。又如，原告以借条起诉的案件，被告抗辩原告实际并未借钱给他，而是双方赌博被告输钱后出具的借条，如果被告能够举证证明的，就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4.注意审查有无约定高息或变相约定高息 对于用“砍头息”的方式掩盖高息的，在支付本金的同时就直接将利息扣除，或对未支付的高息单独出具一张借条，审理中原告往往会陈述，被告有异议的金额是现金支付，对于被告的反驳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足以使人民法院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应确定由原告承担支付方式的举证责任，对于原告陈述现金交付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和当事人陈述，结合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支付能力、交易习惯，依据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综合审查判断。对于约定了利息之后又约定违约金的，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这两种责任形式虽然可以并存，但如果超过了国家关于利率上限管理的规定，也是不应得到支持的。因此，当事人同时约定利息（包括罚息）和违约金，合计换算后的实际利率没有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时，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折算后的实际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理性看待腐败现象 切实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关于建立防腐备案机制的设想

重庆市三峡监狱——王俊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经济活动的增加和资金流动频繁催生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民众对现存腐败现象的了解多是不全面甚至是过于悲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影响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如何更加有效地打击腐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引导民众建设新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来看，注重预防是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只有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发生，这既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笔者认为，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理性地对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从腐败的产生源头、表现形式、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当前经济建设各行各业渗透的深度、广度作出一个定性、定量的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给反腐败斗争提供真实、有力的现实依据，而且更有助于给民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有力地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序发展。
一、搞清目前腐败的存在形式
如何正确地对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从而保证我们能够真正地从爆发腐败的源头上防治腐败，从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行制度上防治腐败，促进我们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的相关机制。
在当前的社会中，腐败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由制度引起的腐败更是五花八门。仅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例：

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 导致腐败的原因 相关对策
选 择 性 执 行 任 务 没 有 落 实 执 行 的 法 例 及 不 清 晰 的 政 策 检 讨 法 例 并 制 订 实 际 可 行 的 政 策
滥 用 职 权 监 管 不 足 及 指 示 不 清 执 行 监 督 人 员 问 责 制 度 及 订 下 清 晰 的 指 示 及 权 责
行 政 延 误 繁 复 及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简 化 程 序 ， 订 立 服 务 标 准 及 监 察 进 度
机 密 资 料 外 泄 缺 乏 足 够 管 制 措 施 制 定 适 当 的 机 密 资 料 保 安 措 施
公 众 对 其 权 利 及 义 务 认 识 不 足 政 策 及 工 作 程 序 缺 乏 宣 传 提 高 政 策 工 作 程 序 的 透 明 度

通过以上的分类我们不难看出，导致腐败的原因无非就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及行政政策规定不清，给腐败者提供了规避的机会；二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或监管不利，缺乏有力的制衡和打击力度；三是繁杂的行政程序及不必要的中转环节，给了腐败者滋生繁衍的有机土壤,也就是说行政手续的线延伸得越长，越容易产生腐败；四是由于对有关政策的宣传缺乏力度，再加上工作缺乏透明度，使民众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有暗箱操作”的怀疑，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在刚才列出的项目中，涉及到了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有必要在一定的经济建设时期内对涉及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分门别类地进行摸排，根据该岗位的性质、职能、业务范围、对象人群并结合以往出现的腐败行为个案及腐败发生频率，对各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进行腐败指数（相对发生腐败行为的几率）进行评估。然后，国家根据评估的结果，在立法及行政手段上加以调控或制衡（如在基础建设时期，交通建设类的岗位腐败指数较高，尤属交通厅长。有四川、河南等几省市数任交通厅长腐败案为例）。对于经过全面调查后，综合评价认为容易滋生腐败即腐败指数较高的岗位，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于无必要的行政价值的岗位及环节，可以进行取消；对于权力过于集中的职位，国家可通过行政干预或立法来加以制衡。
二、对腐败现象存在的深度、广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腐败犯罪是无形的，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查处的难度也是最大的，而每件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影响也往往是巨大的。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对其存在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民众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使民众对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反腐败的信心，安心地从事经济建设，同时，国家根据评估结果建立有针对性的长效预防机制。这样，国家就可相对地对腐败行为有一个总体的掌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不再象以前花费了高昂的办案成本却仍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被动局面。
三、对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损失作出综合评估
腐败的“标的”是经济利益，腐败者因腐败行为获得了非法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因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造成了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相比之下，国家失去的却不只经济利益本身，因腐败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一定范围内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又因腐败者或多或少在职时担任一定的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地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从而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阻碍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对因腐败所造成的国家利益方面的损失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以作为国家制定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参考指数，同时也作为制定防腐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四、理性深层次地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纪委报告，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指出：“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些因素还存在，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还艰巨繁重。”这两个“一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由此，我们不防换个角度来考虑，既然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不防引入“无赖原则”，按照“无赖原则”设计、制订并逐步完善防腐制度。
在我们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往往设定一个前提：即领导干部的职务越高，就想当然地认为其觉悟越高、素质也越高，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更是变相地把领导干部“圣人化”了。在这个前提下设计、制订的制度，从经济上不考虑领导干部的利益，而从政治上则把领导干部游离于监控对象之外，于是难免产生“工作并腐败着”的领导干部。正如胡长清所说的“当官当到一定级别，就如同羊进了牛栏，牛栏的缝隙很难防住羊的进出”。
“无赖原则”是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法制建设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在设计、制订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列宁也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笔者主张的“无赖原则”，并非对领导干部不信任，而是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我们从制度上应遵循“无赖原则”，在以上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对腐败指数较高的职位和人员建立特别腐败备案体系，并加大监督力度，完善预防腐败机制的相关内容。
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个系统工程，反腐斗争也不是松一时紧一时，或有了案件加紧反、没有案件整日闲，而应逐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和“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五、结合国情，不断更新防腐举措，建立切合实际的防腐长效机制
毋庸质疑，腐败现象在现在的国际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同时也是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毒瘤。针对腐败现象，各国根据本国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了切合本国实际的反腐措施。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不断变化的腐败形式，我们应如何不断更新反腐举措，来完善我们的反腐长效机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在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经过不到两年的积极准备，于2005年10月28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后，对我国在国际间展开合作并遣返有关腐败犯罪人员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可以预期，公约将会促进国内相关反腐败的预防、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然而，据笔者的了解，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凡与国家公职人员手中权力有关并由此带来个人法定利益以外的，均属腐败。也就是说，不管这种官员个人利益是有形还是隐形、是即期还是预期，只要这种个人利益的取得与公权有关，且是非法定的，都是公约所规定的腐败行为。而相比之下，在我国对官员腐败行为的界定，虽然在法律上有受贿等罪名，但却远没有上述公约所具备的完备，那么有明确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例如，假如按照公约中对腐败的界定，我国现有官场的“三公”费用，还尚只停留于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定阶段，且伸缩性还相当大。而这，不仅给反腐败中的罪与非罪认定造成困难，而且即使对有些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仍属腐败的官员行为，也应该设立对应的制度加以预防和监督。所有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式、新情况，国家立法也必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