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诱惑侦查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在警匪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房间内，假扮毒品买家的警探正与毒贩进行毒品交易，当双方买卖成交时，假扮买家的警探即亮明身份，随即一群警察冲入房内，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这一镜头成为了警匪片中绝对经典的一刻。同时在实践中这一方法也成为了警方破案的惯用侦查手段。这种侦查手段在学理上称为诱惑侦查，即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逮捕的特殊侦查手段。尽管诱惑侦查在破获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但在学术界因其有违反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原则，有损国家机关之威信和公民正当权利的嫌疑，而遭到种种非议。
一、 诱惑侦查的产生与发展
诱惑性手段作为正式的侦查手段，始于大革命前的法国。当时路易十四为了维护其统治，而以诱惑侦查作为一项捕捉革命党人的特殊政策，用来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可以说诱惑侦查的开端是有违法律基本原则和有损公民权利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诱惑侦查手段被引入美国，随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并历经四十余年，通过索勒斯案、谢尔曼案等一系列判例形成了所谓陷阱之法理，即以刑罚理论为基础，认为立法者在制定刑事法规时即排除了追究因警察的诱惑而萌生犯意并实施犯罪的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伴随着诱惑侦查手段在各国的普遍采用，以及相应的对诱惑侦查的规制机制的建立，学术界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也随之深入。
二、 诱惑侦查的实施条件
诱惑侦查学术界又称其为警察圈套、侦查陷阱，其本身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使用诈术，二是利用对方的某种欲望。因此有学者称其为“肮脏手段”，认为其有损害国家威信，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诱惑侦查的手段在实践中较常用于在犯罪人之间进行的且无特定被害人的案件中。因该类案件侦破困难，证据收集不易，所以使用该种侦查手段实非无奈之举。而且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在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以欺骗手段侦查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比较，从而得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价值和政策选择。因此可以说它是在特定情况下，针对特定的犯罪行为采取的不得已的方法。但这种“不得已”并不是说其具有必然的合法性，它的实施还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
首先，这种侦查手段应该尽量避免，除非其有实施的合理证据和理由。可以采用诱惑侦查手段并不意味着说侦查机关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假扮犯罪分子去诱惑他人犯罪。其前提是在其已掌握一定的证据基础上，或基于某种特定的理由而相信特定的人有犯罪的可能，只是由于种种限制而无法取得案件侦查上的实质进展时，才无奈选择此种侦查手段。
其次，犯罪行为人其主观上具有犯罪倾向，并明知其实施行为的违法性。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和抑制犯罪，而非制造犯罪，因此任何诱导他人犯罪的行为都应排除在诱惑侦查的合理限度内。只有当犯罪行为人有明确的犯罪意向且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时，诱惑侦查才有其有效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犯罪行为人在同一种情形下仍会实施该犯罪行为，而且这种犯罪意向来源于犯罪行为人本身，而非侦查机关的“诱导”。
三、 建立对诱惑侦查的规制机制
只有符合上述两点的诱惑侦查行为才是合法有效的，才是与侦查的客观真实原则相一致的。但同时由于这种侦查权力极易被滥用，因此采取其它的一些相应措施对其加以规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通过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来积极规制这一侦查手段。美国早在1981年就出台了《关于秘密侦查规则》的法律。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此种方法，来规制这种侦查手段，从而一方面防止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也明确划定合法有效的诱惑侦查的范围。
其次，建立完整的证据排除规则。通过该类规则的建立，在刑事审判中建立最后的一道把关的防线，从而由法院依此规则来排除由非法的诱惑侦查取得的不当的证据，从而消除对犯罪行为人的不公。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以欺骗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不包括以合法的诱惑侦查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因为这里所指的欺骗手段是指超过法律界限可能导致证据虚假的侦查手段，而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是客观真实的，只不过在其中侦查人员使犯罪行为人对其身份产生了误识。
诱惑侦查具有其在特定条件下的优越性，但其实施必须在合理合法的限度内，并必须以客观真实原则为其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从而促进国家对犯罪的打击控制，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




一、关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
连环购销合同大多跨越几个地区，一个合同发生纠纷，往往会牵动其他合同。对于连环购销合同纠纷案件，一般仍由各有管辖权的法院分别处理，必要时可将前后合同中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列为本案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如果这种连环的购销合同已由几个法院分别审理
，各法院相互之间应主动联系配合，并可就管辖问题进行协商。如果经过协商，认为将连环购销合同纠纷纳入一个诉讼更有利于处理的，也可由一个法院统一管辖。连环购销合同涉及犯罪的，应按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二、关于解决管辖权争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据此，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两个基层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地、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同属一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个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如果双方协商解决不了，应当上报各自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由两个高级人民法院协商解决；
两个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协商仍解决不了，应各自具陈意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案件的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向受理该案的法院提出。受理该案的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应先审议当事人对管辖提出的异议，就本法院对该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裁定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在二审法院确定该案的管辖权后，即应按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三、关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关闭后，由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和街道举办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管理体制变革而关闭的，有关它们的诉讼应由其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四、关于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合伙组织进行诉讼由谁作为当事人的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联合体，有的是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有的是两个以上的公民的合伙经营，但都是按照联营或合伙的协议组合的，在联营或合伙的协议中，规定了联营或合伙各方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这类不具有
法人条件的联营组织或合伙组织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诉讼到法院时，起字号的，以其依法核准的字号作为诉讼主体，由该组织的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未起字号的，应由组成该联营组织的各方或者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联营方或合伙人众多的，可以推举代表进行诉讼
，该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联营方或合伙人发生效力。
五、关于非法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的出借人与借用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企、事业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仅供本单位正常业务专用，不得互相借用。非法出借本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章的空白合同书供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的，不论出借人出于何种目的，就该经济合同而言，出借人已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它
与借用人在有关该项经济合同的诉讼中，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如果出借人与借用人是被诉方，应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借用人起诉，而出借人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通知出借人参加诉讼。
六、关于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经济合同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保证单位是保证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的关系人。被保证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保证单位连带
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在诉讼中，应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代替被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保证人追偿。如果被保证人已经终止或消失，则可将保证人作为被告。
七、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开庭审理时，
人民法院应当用传票传唤其出庭。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如果经过两次合法传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中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
当承担的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执行，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八、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如何着重调解的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也应当着重进行调解。但是调解不是必经程序。对于经济行政案件、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以及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不能调解。在处理案件时，是调解还是判决，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能调则调，该判则判。既不能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久调不决，也不应
能调不调，一判了事。
调解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只调不查或先调后查。不论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在确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是非责任方面，应当是一致的，不能无原则地“和稀泥”，或者因为是调解结案而回避违约的过错责任。
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疏导，促使当事人自觉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得强迫调解或者变相强迫调解。调解结案同判决结案可以在处理结果上有所差异，但不得违反法律和政策。



1987年7月21日